“將科學精神註入我們的文化”是很重要的話題，與此相應，“將人文精神註入我們的科學”也是很重要的話題。因為目前我們的文化中確實需要更多的科學精神，而目前我們的科學中也確實需要更多的人文精神。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註入”還是“融入”，都是極其必要重要的，又是極其任重道遠的。

提到“將科學精神註入我們的文化”，我馬上想起了26年前《中國科技報》舉辦的“將科學註入我們的文化”研討會，當時多位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參會，錢學森先生、袁翰青先生等在會上作了精彩發言；我也想起了百年來在這方面盡管我們還算是持之以恒的，但確實出現過四個重要階段的集中努力：新文化運動、科學與玄學論戰、思想解放、科學精神大討論。我很期盼這次“將科學精神註入我們的文化”研討會能借助當前文化繁榮發展的大環境，整合全社會力量啟動我們第五個重要階段的集中努力，並在深刻反思和認真總結以前四個重要階段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紮實有效地推動將更多的科學精神真正註入或融入我們的文化。千萬不要等若幹年後我們再回顧時，又遺憾地發現我們的努力明顯不夠或收效甚微，而我們的文化中真正註入或融入的科學精神仍然很少。

新文化運動開啟“將科學精神註入我們的文化”。盡管在新文化運動前已開始這方面的零散努力，但真正集中開啟這方面的還是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目的之一是引入西方的現代科學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任鴻雋任社長的中國科學社1915 年創辦《科學》雜誌, 任鴻雋1916 年在雜誌上發表《科學精神論》，指出求真崇實精神是科學精神的根本內涵：“科學精神者何? 求真理是已”,“而真理之特征在有多數事實為之佐證。”胡適認為，中國人往往迷信和盲從，是因為我們的文化中缺乏懷疑精神。他在《東西文化之比較》中指出:“科學的最精神的處所, 是抱定懷疑的態度。對於一切事物, 都敢於懷疑, 凡無真憑確據的都不相信。這種態度雖然是消極的, 然而有很大的功勞, 因為這態度可以使我們不為迷信與權威的奴隸。懷疑的態度是建設的、創造的, 是尋求真理的唯一途徑。”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麽》中指出：“我們中國人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有科學的權威；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要受科學的先禮；向來不認識西洋除自然科學外沒有別種應該輸入我們東洋的文化；向來不認識中國的學問有應受科學洗禮的必要。我們要改去從前的錯誤，不但應該提倡自然科學，並且研究、說明一切學問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烏煙瘴氣的妄想、胡說。”

科學與玄學論戰聚焦“將科學精神註入我們的文化”。在1923年至1924年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中，以丁文江、胡適、吳稚暉為代表的科學派在批評以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時，盡管頗有科學萬能和科學主義的傾向,但科學派“將科學精神註入我們的文化”的努力還是值得肯定的。當時論戰的重要問題是科學方法是否有益於人生觀？丁文江認為科學方法在各個領域是普遍適用的，只要將科學方法應用於人生問題，科學的人生觀就是可能的。他相信“不用科學方法所得的結論都不是知識，在知識界內科學方法萬能。科學是沒有界限的；凡是現象都是科學的材料。凡用科學方法研究的結果，不論材料性質如何，都是科學。……舉凡直覺的哲學，神秘的宗教，都不是知識，都不可以做我們的向導。”吳稚暉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中，通過七個“堅信”表達了科學主義立場：一是“精神離不了物質”；二是“宇宙都是暫局”；三是“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後人”；四是“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惡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五是“物質文明愈進步，品物愈備，人類的合一愈有傾向，復雜之疑難亦愈易解決”；六是“道德乃文化的結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七是“‘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學解說。”“大同之效，唯課之於科學而能實現。”胡適在《科學與人生觀•序》中說：“試睜開眼看看，這遍地的乩壇道院，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這樣不發達的交通，這樣不發達的實業，我們哪裏配排斥科學？至於‘人生觀’，我們只有做官司發財的人生觀，只有靠天吃飯的人生觀，只有求神問卦的人生觀，只有‘安士全書’的人生觀，只有‘太上感應篇’的人生觀，中國人的人生觀還不曾和科學行見面禮呢！”胡適主張“拿今日科學家平心靜氣地，破除成見地，公同承認的‘科學的人生觀’來做人類人生觀的最低限度的一致。”他還根據科學知識列出十條基本觀點闡述他所主張的“科學的人生觀”。而張君勱在《人生觀之論戰•序》中問道：“適之於《科學與人生觀》之論集序中，反列舉十大條，每條之中，皆曰根據某某科學，叫人知道某某事，意在以科學之力，造成一種新人生觀，故自名其十條大方針，曰科學的人生觀。雖然，敢問適之，科學家之所教人者，其為不變之公例乎？其為個人對世界萬物之態度乎？”

思想解放重啟“將科學精神註入我們的文化”。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非常令人難忘，也非常發人深省。1985年，《中國科技報》辦文化副刊時申明：“沒有科學技術的發展，實在難有文化的進步。時至今日，科學技術更已成為當代文化的脊梁。”“當科學已在西方形成，並應用於社會變革，大大發展了生產力的時候，我們的祖先卻仍然沉浸在固有的缺少科學的文化之中，自我陶醉，故步自封。”“中國的科技工作者需要了解中國和世界文化，關心文化的發展；中國一切文化工作者也需要了解科學，關心科學進步對文化發展的意義，大家共同來創造體現科學精神的中國社會主義新文化。”錢學森先生當時對《中國科技報》文化副刊的意見是：“要用科學的本來面貌來改造我們的文化，而不是把科學改造成你們能接受的文化，然後壓到《文化副刊》裏。”“‘用科學來審視過去的文化，用科學來武裝現代的文化，用科學來探索未來的文化'這個提法我贊成。但科學應是真正的科學，而不是變了樣的科學。這是很莊嚴、嚴肅的任務，對二十一世紀有影響。我希望《中國科技報》的《文化副刊》要邁出正確的一步，把它辦成‘正氣浩然'的一版。”袁翰青先生在1986年“將科學註入我們的文化”研討會上說：“講古代的文化還得聯系到科學來講，講近代和現代的文化還離開科學，我個人認為就是偏見了。在當代，很難講還有不包括科學的文化。”夏衍先生在1988年中國科協促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聯盟委員會舉辦的“科學與文化論壇”上說：“據我所知，現在的中青年作家，對科學有興趣的人實在太少了。”“知識分子沒有一點科學常識，沒有科學精神，那麽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等等，都只是裝飾自己的標簽，科學不普及，人們靈魂深處的專製、武斷、一言堂、瞎指揮等等非民主思想，是永遠不能根除的。”

科學精神大討論深化“將科學精神註入我們的文化”。上世紀90年代後討論的科學精神更強調對人的尊重, 更提倡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孟建偉先生在1997年發表的《探尋科學與人文文化的匯合點》中指出,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應當匯合於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價值為最高理想, 以人的自身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人文精神。中國科學院在2007 年發布的《關於科學理念的宣言》中指出,科學精神是人類文明中最寶貴的部分之一, 源於人類的求知、求真精神和理性、實證的傳統, 並隨著科學實踐不斷發展, 內涵也更加豐富。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的若幹意見》，指出近年來“一些迷信、愚昧活動日漸泛濫，反科學、偽科學的活動頻頻發生，令人觸目驚心”，“要充分認識破除反科學、偽科學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把這項工作始終堅持不懈地堅持下去”。從1995年至2003年，中國科協促進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聯盟委員會共主辦了10次研討會，在捍衛科學尊嚴、破除愚昧迷信、反對偽科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有人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無論科學精神還是人文精神都出現失落的現象。但王蒙先生在1994年發表的《人文精神問題偶感》中,否認“人文精神失落”的說法，認為與其說建立市場經濟體製時發生了“人文精神失落”, 不如說在革命戰爭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失落得更厲害。在戰爭年代, 與人有關的許多說法, 諸如人道主義、人性論與人情味, 常常被視為假仁假義的糊塗與混賬,乃至視為敵方瓦解我方鬥誌的精神武器。而計劃經濟的悲劇恰恰在於它的偽人文精神。”“一個未曾有過的東西, 怎麽可能失落呢?”

總體而言，“將科學精神註入我們的文化”既不能紙上談兵，堆積口號，搞形式主義或文牘主義，也不能急功近利，貪大求快，搞形象工程或運動突擊，這已被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百年歷史充分證明。在封建殘余和唯利是圖隨處可見的當今社會，真正“將科學精神註入我們的文化”，確實極其任重道遠，又確實極其必要重要。只有紮實有效地推動將更多的科學精神真正註入或融入我們的文化，才能使我們的政治文化中少些虛偽與貪婪，精神文化中少些空虛與墮落，物質文化中少些貧窮與奢侈，精英文化中少些依附與自私，大眾文化中少些愚昧與迷信。

“將科學精神註入我們的文化”也有助於我們盡快實現社會大轉型。唐德剛先生將中國近現代的社會大轉型名之曰“歷史三峽”，認為“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的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毫無疑問，“歷史三峽”通過之日，正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之時。（作者為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主任，意昂3体育官网歷史系教授。本文為作者在“將科學精神註入我們的文化”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

編輯：剡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