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12日當天，我得到龔育之老師去世的消息。雖然老師半年來的身體狀況一直很不好，但這個消息還是讓我感到意外。自去年12月底始，老師一直住在醫院裏。最近老師的身體狀況已有所好轉，沒想到最後一次病危時刻突然來臨，老師離我們而去了。

龔老師對我的影響很早就開始了。在我還不足17周歲的時候，我的哲學老師和化學老師就把“自然辯證法”這個術語和“龔育之”這個名字一起“錄入”到了我的大腦裏。課余，我到我就讀的華中師院（現在叫華中師大）圖書館借到了《關於自然科學發展規律的幾個問題》。這本書引導我關註科學觀和科學史，關註科學中的基礎理論問題（後來叫做“科學的概念基礎”），把我帶進了科學技術哲學和科學史領域。不只是我，我們年級的不少同學當年也都閱讀了這本書。

受這本書的影響，在大二的時候，我的一位同學邀請我們另外三位同學組成了一個自然辯證法學習小組，每個周日一起討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原著。後來，同學中又有了幾個學習小組，學習相關的專業以外的知識。由於老師原來在清華學的是化學，他的《幾個問題》中利用了不少化學史材料，我們化學系的同學讀起來更有興致。同學們結合專業學習，延伸閱讀了不少與化學相關的歷史和哲學資料。我們好幾位同學都閱讀了韋克思的《化學元素的發現》、丁緒賢的《化學史通考》、沙赫巴洛諾夫的《化學哲學問題綱要》，還有盧嘉錫等先生關於共振論哲學問題的文章。對於理論性較強的化學著作，我們的興趣也很高。柯耳遜的《原子價》、袁開基的《理論有機化學》、徐光憲的《物質結構》、鮑林的《化學鍵的本質》，也是我們經常議論的書籍。《幾個問題》一書開啟了我們通向其他理論書籍的大門。

從某種意義上說，《幾個問題》一書決定了我一生的職業和專業領域。由於我對自然辯證法和理論化學的興趣，大學畢業分配工作時，兩個教學單位都準備留我任教，宣布的分配方案中我是留化學系從事結構與量子化學的教學，但到人事處報到時卻把我的工作變成了自然辯證法教學。這樣，科技哲學和科技史的教學與研究就成了我終身從事的工作。現在回想起來，大學階段如果不知道老師的名字，如果沒有閱讀老師的《幾個問題》，很可能我現在從事的是別的工作。
   
    我開始講授自然辯證法課程的時候，沒有任何現成的教材，備課參考的資料就是《自然辯證法》、《數學手稿》、《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等經典著作，《外國自然科學哲學摘譯》等刊物，但最主要的參考資料還是老師的《幾個問題》及關於燃素說與氧化說之爭的文章。老師的《幾個問題》也就成了我走上教學之路的階梯。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受老師涉及化學史的文章的啟發，我參考了一些化學史資料，嘗試著撰寫了關於元素發現史、關於燃素說的作用、關於氧化說與燃素說關系的文章。現在看來，當時由於缺科學哲學的底子，加上沒有足夠的外文資料可以利用，那些文章顯得有些幼稚，但畢竟還是有自己的思考。“化學元素發現史的初步分析”發表後，得到徐光憲院士的來信鼓勵。“論燃素說與氧化說同處於一個傳統之內”在學術會議上交流後在抽屜裏放了11年，發現其中的觀點與Robert Siegfried早前的觀點相近，才修改後拿出來發表。如果說這些文章有點什麽新意的話，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老師的文章的影響。

真正成為龔門弟子，是在我初讀《幾個問題》的22年之後。1994年，我在辦理赴法參加拉瓦錫逝世2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的簽證期間，參加了意昂3体育的博士生入學考試。由於不知道如何應考而且也沒有時間準備考試，當時考得一頭霧水，每場考試都沒有用完時間就覺得該寫的都寫了。沒想到從巴黎開完會回來，就得到消息要與孫老師聯系，確定是脫離原單位還是在職攻博。我辭去了教授和部主任的職務，來到龔老師身邊學習。

在選題問題上，龔老師總是先聽學生的意見和想法，然後與學生一起討論，再做決定，從不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學生，也不希望學生把自己的研究變成對他的想法的註解。我讀科技哲學和科技史原本是興趣使然，興奮點較多，關註的領域還是與化學有關。比如Maurice P. Crosland送給我的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Chemistry使我喜歡上了歷史上的化學符號系統，C. J. Suckling送給我的Chemistry through Models讓我開始思考化學模型的獨特性，Vladimir Karpenko送給我的論文使我產生了研究偽元素的沖動，Patrick W. Langley等人的工作使我對機器發現充滿了好奇，翻譯拉瓦錫《化學基礎論》的經歷使我割舍不下氧化說。龔老師沒有否定這些題目，認為這些都可以做，雖然他本人不熟悉這些領域，但如果我想做，可以選擇其中的一個題目去做，他可以從做研究的一般要求上給我提意見，也可以幫我介紹一些相關領域的專家給出一些具體的建議。同時他也告訴我，選一個題目，主要是在學術上能夠解決一些問題，提出一些自己獨有的經過充分論證的見解，有所發現，如果同時能有些時代特征就更好。有些前三十年可做後三十年也可做的題目，如果確有好的想法不妨做一做，但如果大家都可以做而且也很難做出什麽來，也就可以放一放。老師的這些意見，使我把註意力逐步轉移和聚焦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科學-社會思潮上來。

龔老師不喜歡標新立異，總是愛用平實的語言和口氣表達自己的想法，但在這種平實中卻顯示出一種統攝全局的氣勢。這種氣勢，我們做學生的是學不來的，但是我們可以從老師那裏學習一種看問題的基本方法，這就是，不受局部的、枝節的、瑣碎的問題的糾纏，始終從事物發展的基本格局和總體趨勢上把握研究對象。我思考1915－1949年中國的科學-社會思潮問題，從這種基本方法中受益良多。在擬定研究計劃時，我貪大求全生怕遺漏了什麽環節，把這個時段關於社會科學是否有科學性的討論和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都考慮在內。龔老師當時覺得很奇怪，問我幹嘛把與自然科學無關的社會科學問題攪進去。他很明確地說，你考慮的科學是自然科學，你考慮的社會是與自然科學相關的社會。這樣以來，我的感覺馬上就輕松了許多。在老師的指導下，我考察了這個時段中國社會思潮、文化論戰和政治運動中的科學-社會思想，發現存在著由6個前後相繼的環節組成的一個思潮鏈條。在審讀我的論文時，有的學者出於維護龔老師的形象和關心我的成長的考慮，曾經善意地提醒說，中國科學化運動具有國民黨黨派背景，論文給予這場運動基本正面的評價是否欠妥。龔老師從歷史發展的總進程考慮，認為這樣的評價是有根據的。這給了我很大的勇氣。

老師從大處看問題，同時也很重視細節和證據。我在考察1915－1949年的科學-社會思潮時，有兩個感覺，一是感覺到這個時期一直存在著一個前後交迭的關心科學的社會文化利用的群體，二是感覺到這個時期一直存在著一個前後呼應的科學-社會問題的對話平臺。我把前者叫做“泛科學共同體”，把後者叫做“科學-社會界面”。老師起初同意這樣的提法，但後來推敲起來覺得其中有漏洞。既然是“泛科學共同體”，那就應當包括科學共同體，而不少科學家是只關註科學本身的，所以這個“泛科學共同體”就不能成立。“科學-社會界面”應當有很多，思想層面僅僅是其中的一類，因此後來把這個“界面”換成了“問題域”。學術研究貴有新見解，但新見解一定要經得起批判和反駁。不只是這些討論，在論文的文字表述上，老師也是嚴格要求。在我論文定稿的那段時間，龔老師常去玉泉山，可能是起草中央文件，時間很緊，老師仍然抽出時間逐句逐字地幫我過論文，總共過了三遍。有的地方標出欠妥之處，有的地方直接改過來，少數不錯的地方做個表揚的記號。老師也曾把我叫到他家裏，對我的表述出現不該出現的基本錯誤，不客氣地提出
了批評。

由於攻博期間我在意昂3体育還承擔了教學任務，民國時期的資料不讓復印，老師們又希望我提前答辯，最主要的是我剛剛進入到一個新的領域學術準備不足，所以我在學位論文中原來想做的很多工作還有沒有來得及完成。文中涉及到的論題可以引出許多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文中沒有來得及展開。每個環節的細節及其前後關系沒有深入討論。

此外，論文的研究基礎也比較薄弱，沒有完整的一手文獻庫和二手研究文獻庫，對事件、思想和人物關系也沒有系統梳理用詳盡的工作清單和圖表表示出來，特別是沒有用國際上的新視角思考這種中國現象並對這種視角加以檢視，等等。這些問題，老師也以不同方式給我指出過。我只能在指導博士生的過程中，跟他們一起來彌補我的這種缺憾了。

龔老師不只是在研究中給我以指導，在博士生培養的許多環節上也給我很多教育。每每與老師一起參加博士生的面試、綜合考試、選題審查、預答辯和答辯，都能從老師就事論事的議論中學到很多東西。當然，上課是其中的重要環節。龔老師給我們上的課不多，主要是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安排的全校博士生大課。2005年12月21日，老師主動給我們上了最後的一次課。這次課我終身不忘。
   
    2004年，老師感到身體狀況已經大不如從前，而且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就吩咐我協助他指導他名下的三位博士生。我主要是在一些細節上代老師管管這些學生，在研究生培養的各個階段預先做好準備，大事還是我和研究生事先準備好後再由研究生與老師聯系，由老師做決定。我也讓這些學生參加我的團隊的雙周會，在會上匯報研究進展。2005年，有一次在中國科協開會，吃飯的時候老師把我叫到他身邊，反復跟我講：你要負起責任來，這幾個學生我就依靠你了。我後來才知道，老師是擔心我對他有依賴心理，好讓我放手
去管這幾個學生。葉青願意從技術社會史的角度研究“永久黃”集團的製堿技術，唐文佩願意研究馬克思主義對科學史的影響尤其是《十字路口的科學》及其影響。這兩位同學的選題範圍龔老師都同意了。惟有我建議鄭丹做的題目“中宣部科學處研究”老師不同意。但是沒過多久，老師給我打電話說，可以做這個題目，關鍵是如何去做。他還要為此給我們上課。

這次聽課的場景至今仍歷歷在目。在中央黨校的一個會議室裏聽課的，除了我和三位意昂3体育學生外，還有克迪和張藜，揚宗不是老師的學生但因為正在做中國科學院院史也來聽，另外還有老師在黨校的4位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的學生。老師的秘書安排了錄音。從9點多到12點多，老師沒有片刻休息，連續給我們講了3個小時。課後，我讓鄭丹把錄音整理出來，查閱文獻加了30多處註釋。錄音整理稿我又讀了一遍。

老師那次講的主題是中宣部科學處，包括科學處的機構沿革和主要人物、科學處參與的重大事件等等，很詳盡。但是，我從這次課中學到的最重要的不是歷史故事，而是老師坦蕩的胸懷和治學的態度。他說，他原來不同意這個選題的一個顧慮是：這樣的研究可能有為自己參加過的工作樹碑立傳之嫌。後來，他同意做這個題目，是因為完全可以站在客觀、公正、現時代的立場上回顧歷史，對歷史進行批判的反思。

反思什麽呢？反思這裏面有什麽成功，有什麽失誤，有什麽盲目的地方，有什麽問題，包括參與這段工作的人如何看待它、評價它、分析它。他要求他指導的研究生對這段歷史和他自己做一個批判的分析。如果在這個過程中他也參與進來的話，他自己還有個批判的反思。反思的對象包括中宣部科學處和他自己，反思做了哪些不正確的事，對個人、對科學工作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什麽不好的影響，當然也要反思所做的適應潮流的事，適應變革需要的事，以及在工作中起的一些作用。要做一個客觀的評價、客觀的反思。這樣，他作為這一段歷史的參與者也就不必回避了。他更希望做這個題目的學生可以在他的指導下，並非認為他就是有什麽歷史功勞，有什麽歷史貢獻，不是采取單純吾愛吾師的態度，而是采取更愛真理更愛歷史真相的態度，作為後人對前人進行歷史研究。

他說，任何一個人都有他的歷史局限，都有他經過的彎路。他作為指導老師也是如此。他希望研究生不把他當作老師，把他看得比較高大，而是平視他，客觀地分析他。他說，因為有現在的立足點，就應該不像過去的當事人那樣看不清楚，今天應該比過去的人看得更清楚。所以，要站在更高的意義上批評、評論、總結過去的人參與的事情。

在老師門下13年，從來沒有聽到老師給我們說教，給我們講大道理。這最後的一課，老師仍然是就一個機構的研究，就事論事地發表他的看法。這次課，是老師留給我們的最後一筆精神遺產。

（作者任定成：為意昂3体育官网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

編輯：商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