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雲：“至要莫如教子。”子女的教育問題是當前全社會關註的焦點，也是本屆人大和政協代表熱議的話題。近年來，家庭消費中的教育支出所占比例越來越高，課內課外、線上線下，各種輔導班、興趣班大行其道。每個家長都希望孩子贏在起跑線上，因此盡己所能為孩子爭取更多更好的教育資源。2019年春晚小品《占位子》形象的反映了這一熱點問題，同時也折射出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家庭教育錯位和父母陪伴的缺失，引起了全社會的關註與思考。事實上，子女的教育問題不僅是“至要”的家務事，也是關乎宏觀經濟發展的國家大事。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力資本的培育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值得註意的是，在人力資本形成的過程中，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父母的陪伴和正確的教養方式（parenting style）則在家庭教育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卻往往被社會所忽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席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及其合作者在對兒童早期教育進行了大量經驗研究後發現，決定孩子早期認知能力發育的關鍵因素就是父母的教養方式。他們通過在世界各地進行家庭隨訪和隨機控製實驗，發現更高的父母參與度（parental involvement）和更多的陪伴時間能夠顯著提升孩子的認知能力和發育質量，而父母的陪伴和良好的教養互動則成為兒童人力資本發展的核心要素。

在筆者最近的一項研究中，我們基於一個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大規模家戶調查數據庫——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對父母的教養方式在孩子人力資本形成中的作用進行了實證分析。教養方式在經濟學中關註較少，但在教育學和心理學中已有較多研究。我們借鑒了發展心理學的主流文獻，基於兩個維度對父母的教養方式進行定義——“要求”和“反應性”。其中，要求（demandingness）代表父母是否對孩子的行為建立適當的標準，並堅持要求孩子去達到這些標準，這體現為設立常規的任務要求，設立優秀的標準，對孩子日常活動（如睡眠、看電視時間等）的規定和限製；而反應性（responsiveness）則表示父母對孩子接受和關愛的程度及對孩子需求的敏感程度，這體現為鼓勵孩子進行獨立判斷和語言表達，提出要求時伴隨理由和解釋，以及父母的利益不占統治地位等方面。

根據這兩個維度的交互作用，我們可以將教養方式劃分成四種類型：權威型，專製型，溺愛型，忽視型。其中，權威型（authoritative）的教養方式，是高要求與高反應性相結合，父母對孩子的行為有明確的限定，但是在限定範圍內又給孩子自主選擇的權利，有較高的對孩子的接受和鼓勵的程度；專製型（authoritarian）的教養方式，是高要求與低反應性的結合，父母希望孩子對自己的要求言聽計從，無條件的強製執行，通過嚴厲管教來保障要求的實施，缺少對孩子的鼓勵和關愛；放縱型或溺愛型（permissive）的教養方式，是低要求與高反應性並存，父母對孩子行為的約束和控製較少，給孩子很大的自主權，同時給予孩子較高的關照和溫暖；而忽視型（neglectful）的教養方式，則既缺乏對孩子的嚴格要求和限製，也很少給予孩子必要的鼓勵和支持。

我們的研究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將教養方式這一因素納入青少年人力資本形成的研究框架，用計量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方法，從CFPS問卷中選取相關問題形成教養方式量表，考察父母的教養方式對青少年子女學業成績和心理健康兩方面發展水平的影響，並首次嘗試控製了內生性問題，試圖通過教養方式這一新的視角，探索人力資本的代際傳遞在家庭內部的形成機製。研究的主要發現有如下幾點：

第一，我們的實證結果顯示，父母對孩子的要求程度和反應性程度都對孩子的學習成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權威型的教養方式能帶來最好的學習成績，溺愛型和專製型次之，忽視型的教養方式對孩子的學習成績最為不利。同時，教養方式對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有顯著影響，要求的嚴格程度不再顯著，而反應性程度與孩子的心理健康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權威型和溺愛型下孩子的心理健康狀況要好於專製型和忽視型。這說明，父母一方面要加強對孩子的要求和期望，另一方面還要加強對孩子的關愛、關註和反應。在中國“望子成龍”、崇尚從嚴治家的文化背景下，我國父母往往更加重視前者而忽略後者，從而在教養方式的選擇上對子女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第二，通過控製內生性問題我們發現，上述影響不只代表簡單的相關性，而且可以被解釋為經濟學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我們發現，父母對孩子的要求程度確實對子女的學習成績有正向影響，而會對孩子的心理健康有負向影響。這也提醒我們，對孩子的家庭教育要嚴慈相濟，設置高要求的同時要更多的給予孩子關愛和反應，促進孩子身心健康的全面發展。

第三，我們按照性別和城鄉差別進行了子樣本的分析，從而展示出一系列反映出中國國情的、具有特殊意義的結論。教養方式的作用在男孩的身上表現的更為明顯，要求和反應性兩個維度都發揮重要作用；對於女孩而言，則只有反應性對其學習和心理健康發揮有顯著作用。從城鄉差異來看，農村家庭的孩子其學業成績受到父母的要求和反應性的共同影響，與它們呈現正相關關系，而城市青少年樣本的學業成績則只受到父母反應性的影響；在心理健康的發展方面，只有城市家庭的子女受到父母教養方式的顯著影響。這些差別可能與城鄉的社會經濟情況以及教育發達程度的差異有關，是我國教育發展不均衡的表現。

在政策含義方面，我們的研究結論表明，在學校教育之外，要更加重視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長中的作用，加強對父母教養方式的宣傳和培養，在整個社會傳播先進的家庭教育理念，建設積極和睦的家風，通過家庭教育的改善，支持青少年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其質量的提高；要加強家校共建，促進家庭和學校之間的信息溝通，使父母了解孩子的情況，從而科學的設置要求，適度的給予反應；要從家庭教育層面努力改善我國教育的城鄉不平等現象，加強對留守兒童以及落後農村地區青少年的關註和培育，提高鄉村地區教育教學質量，同時更多關註農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提高農村地區對家庭教育重要性的關註，使得父母的教養方式和質量隨經濟發展和文化普及而改善，縮小城鄉教育不公平。（本文的主要觀點來自筆者與張皓辰合作的論文《父母的教養方式對青少年人力資本形成的影響》，發表於《財經研究》2019年第2期）

原文鏈接：【兩會筆談·2019】秦雪征：重視家庭教育，關註父母教養方式在青少年成長中的作用

專題鏈接：聚焦兩會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