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5日上午，北京論壇（2011）歷史分論壇上，哈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蘇嘉塔•柏瑟（Sugata Bose）發表了題為“現代歷史發展中的亞洲思維”的精彩演講。蘇嘉塔•柏瑟（Sugata Bose）以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上個世紀在東亞和南亞國家的遊歷為線索，回顧了上個世紀中國、印度、新加坡、日本等東亞和南亞國家的文化交流，並在此基礎上分析了此種交流在這些國家歷史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在茶歇期間，蘇嘉塔•柏瑟(Sugata Bose)教授接受了新聞網記者的采訪。

記者：目前，很多發展中國家正在推行現代化，但是不少學者認為這種現代化實質上是對西方國家發展模式的模仿，而這種現代化最終也會導致一些發展中國家文化和信仰的缺失。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蘇嘉塔•柏瑟:我不認為目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模式是對西方發展模式的模仿。回顧亞洲自己的歷史，他們一直都在探索什麽樣的製度適合他們的社會。很多時候，亞洲一些國家一直在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但是卻遭到很多反殖民主義政治思想家的反對。西方國家暴力使用的減少能夠推動發展中國家減少使用暴力，這是一個在很長時間內都值得討論的話題。

記者：塞繆爾•亨廷頓（Huntington Samuel）在他的書中寫道：“未來世界的沖突將是文明的沖突。”您怎麽看待他這個觀點？

蘇嘉塔•柏瑟：亨廷頓教授是我的同事。對於他的觀點，我認為有兩方面值得探討。一方面，我覺得不應以一種特征作為標準來給文明下定義。就用印度文明做例子吧，亨廷頓認為印度文明是建立在印度教的宗教信仰上的。但是，在印度文明中，還有很多其他元素是無法單純地將其概括為印度文明的，不同的宗教信仰才成就了今天的印度文明。所以，對於文明的定義和劃分應該是多元而復雜的。另外一方面，我覺得我們需要更多文化與文明之間的對話，文化的交流和對話可以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和諧發展。在此次北京論壇上，我們可以談論不同國家的歷史，我也希望和各位學者有更多的交流和探討。

記者：您認為泰戈爾對中國近代革命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蘇嘉塔•柏瑟：泰戈爾的一生一直遊歷於亞洲各個國家，他有很多亞洲國家的國籍。在中國，他與當時很多政府官員建立了良好的友誼。比如說，梁啟超先生。泰戈爾1924年來到中國後，他給中國帶來了“亞洲大同”的思想，但是現在很多人對那個時代的歷史是有誤讀的。所以我覺得中國的年輕一代特別是意昂3体育官网學生應該去讀讀泰戈爾的書籍、詩歌等，這樣可以更深刻地了解那個時代的中國。在泰戈爾的書中，文化的交流也是沒有國界的。

記者：中國很多學者認為，上個世紀的中國，人們為了解決民族危機，嘗試了各種各樣的改良方式，但最終收效甚微，所以才爆發了革命，您怎麽認為這個觀點呢？

蘇嘉塔•柏瑟：是的，革命往往都是以一種暴力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所以革命又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可以說是人們改變社會製度的最後一種選擇。人們都希望能夠用一種和平的方式改變不合理的製度，但可能性很小。上個世紀早期，中國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實行“脫亞入歐”戰略而不斷強大的日本也開始侵略中國，這給中國帶來很多問題。比如，戰爭對女性實施的暴力，還有國家領土被占領，主權喪失等。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開始，中國一直努力探索建立一種全新的製度，終於到1949年成立了一個全新的國家。所以，革命也會帶來很多成果，比如，現在年輕的女性也能夠得到和男性一樣公平接受教育的機會。

記者：您怎麽看待今天論壇主題“變與常——關於社會轉型方式的歷史思考”？這個主題有什麽樣的現實意義？

蘇嘉塔•柏瑟:我認為這個主題是非常重要的，當今不斷發展變化的世界賦予該主題深刻的現實意義。中國也在不斷發展變化，每次去上海都能讓我感覺到這座城市劇烈的變化。所以我們都在思考，這樣的變化將會把我們帶到何方？這也是為什麽我們要去思考和研究這個話題的原因。當我們在思考如何不斷向前發展的時候，也要去反思歷史的經驗還有哪些值得借鑒價值。

記者：這是您第一參加北京論壇嗎？感覺如何？

蘇嘉塔•柏瑟: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北京論壇，也是我第四次來北京，之前來過三次，分別去了上海，西安和北京。我非常開心能夠來中國，因為這裏能夠讓我感受到很多中國傳統的文化，特別是西安，讓我聯想到了與印度曾經有密切聯系的玄奘。所以我也特別希望弱化的中印之間的鏈條能夠再一次建立。

記者：是什麽的因素促使您從事革命歷史的學術研究？

蘇嘉塔•柏瑟:我在劍橋拿了博士學位，之前的11年我都在哈佛教書。我覺得我們需要更詳細的關於歷史的學術研究。這些年，我自己開始做某些研究，寫了一些關於印度特有的國家文化的著作，但是對印度特有的文化概念的研究並不是單一的，所以我個人最感興趣的是歷史的比較和聯系，所以我一直在考察不同國家之間的各種聯系。比如，中國和印度的古代家族等，這些都可以從政治、革命和反殖民主義等角度去研究。所以，我覺得這種比較和聯系的研究是有必要的。

編輯：拉丁